皇权时代，朝廷常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当灾荒遍野、赋税如虎，百姓问一句“钱去哪了”，换来的不是答复，而是枷锁。久而久之，“责任”成了单方面的勒索——你要忠君，你要纳粮，你要送子从军，但你无权问政，无权监督，更无权问责。这种不对等的“责任”，不过是统治者转嫁危机的话术。
权力的公信力从何而来？不在圣旨多庄严，而在承诺是否兑现。可历代王朝，赈灾银两层层截留，治河经费变成官员宅院，边防军饷化作京师权贵的赌资。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你说“爱民如子”，却视民如草芥；你讲“天理良心”，却只认金银开道。于是，信任崩塌，忠诚瓦解。
一旦公信力没了，“匹夫有责”就成了笑话。明末李自成起兵时，多少士绅倒戈？清末武昌一声枪响，各省纷纷独立——不是百姓不爱故土，是他们早已不信那个高喊“共赴国难”的朝廷。你让人民担责，却不给他们权利；你要求牺牲，却不许他们质疑。那凭什么要我为你殉葬？
真正的责任，源于契约：你保障我的权利，我才承担对共同体的义务。而皇权体制只有命令，没有契约；只有服从，没有互信。它把“责任”强加于人，却把权力私藏于己。结果，大厦将倾时，无人扶柱——因为柱子早被蛀空，而蛀虫，正是那些高喊“匹夫有责”的人。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公信力的政权，连“爱国”都只能靠恐惧维持。而恐惧，从来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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