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耿洪伟。本科硕士在吉大生物学,成绩拿得出手。后来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读博士。原计划2021年毕业,因为导师不放人,硬生生被拖到2024年。
五年博士,六年等待,换来的是一张肄业证书。
不是能力不行,不是论文没发够。实验室的活他干,项目的报告他写,学生的事他管。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导师说:再等等。
等了一年,又一年。从2021等到2024,从满腔热血等到心灰意冷。最后他没等来学位证,而是做了一个决定:不伺候了,退学。
说实话,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每一届被压榨的学生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影子。导师手里攥着毕业的开关,学生就得“听话”。项目要人做,文章要人写,杂事要人跑——你走了,活谁干?
于是“再干一年”变成“再干三年”,最后连学位都没拿到。
我们总说学术圈卷、难出头。可有时候真正压垮一个人的,不是科研本身,而是那个本该指导你的人,成了你最大的槛。
耿洪伟的故事不是秘密,但也不该只当一个故事看。今天走了一个耿洪伟,明天还会有多少个,被“再等等”三个字困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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