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自洽=事实真相？那我们来看看西医的一段历史
1846年3月19日，一名叫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的苏格兰医生收治了一名症状非常诡异的病患
贝内特在其病历里记录了如下事实：
“他面色黯沉，平常身体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个月前，开始感到特别劳累，并一直持续至今。去年6月，他发现腹部左侧有个肿瘤，逐渐增大，直到四个月后稳定下来”
显然病人已经到了肿瘤末期，医药无补，所有人都知道其生命所剩无几。但虽然生命垂危，但这病人之后的病情发展却让贝内特完全看不懂了
正常情况下肿瘤末期患者症状主要表现为消瘦、癌痛以及快速的器官衰竭。但这名病人却出现了频繁且严重的“阵发性出血”，而且出血的频率一次比一次快，出血量也一次比一次大
几个星期后，病人因为一次完全无法止住的大出血而病逝
在进行尸检时，贝内特确信自己发现了这些病状背后的“病因”——病人的血液里充满了白细胞！
因为白细胞是脓液的主要成分，是感染的重要标志，所以贝内特由此得出结论，病人最终死于血液感染
他自信的在病历记录里写道：
“对我来说，这一病例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将有助于证明血管系统内也会广泛分布着脓液，因为血液自己就会因感染变成脓液”
由此贝内特得出了自己的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血液会化脓
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贝内特的这个病例有临床指征、有生化指标、有最终尸检印证，一整条证据链完美闭合，堪称逻辑推导的“典范”
所以“血液会化脓”这个结论就如同中医所得出所有结论那样，在逻辑上都是完美的如同神灵刻意塑造的一样
但是……
西医毕竟不是中医，在逻辑推导这个环节结束后，它还需要一个终极挑战，那就是——证据！
刚才说了，贝内特通过临床指征、血液监测以及尸监完美证明了“血液会化脓”这个结论，但这个完美逻辑闭环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那就是：
“——导致血液感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证明这名病患的血液被感染过，那么此前的一系列逻辑推导就完全不成立。没有临床证据支持下的逻辑推导，和黄帝与岐伯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一样——逻辑自洽，缺少实证
可偏偏就是在找证据这个方面，贝内特犯了难
在尸检的最后阶段，贝内特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尸体，对一切可能出现感染的伤口和组织器官进行了一一排查，他却始终找不到任何感染病灶
最关键的临床证据——缺失了
西方医学自文艺复兴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那就是“实证主义”。这也是后来西方医学发展出循证医学的重要原因，而中医则缺少了这种途径从而让自己的理论变的更像是一种“解释系统”而非“指导方法”
所以证据的缺失让贝内特无法对“血液会化脓”这个结论给出最后肯定，他的研究也只能停滞于此。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次停滞让他错失了人了医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荣耀
4个月后，一名叫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的德国医生遇到了与贝内特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一名55岁的厨师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出现爆发性增长，最终在其脾脏中形成了浆状黏稠物后导致其死亡
在对厨师进行尸检的时候，魏尔啸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分辨出在红细胞上面浮着一层浓稠如脓状的白细胞
魏尔啸知道贝内特的病例，但是他始中无法令自己相信贝内特的理论
魏尔啸认为虽然贝内特的理论在逻辑上完美的一塌糊涂，但他坚信血液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更别提它还缺少最重要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
另外该病不同寻常的症状，也令魏尔啸百思不得其解。病人脾脏增大是怎么回事？身体没有任何伤口，血液里的脓是哪里来的？
魏尔啸开始反向思考，并最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不是血液本身有问题？
但由于缺乏更先进的检查技术和手段，魏尔啸无法找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可他又觉得“血液化脓”这个名字并不适合这种病，起码病因是存疑的
于是在1847年，魏尔啸最终给这种病取名为——leukemia。这个词来源于“leukos”一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白色”，象征着血液里流淌的白色的“脓”
没错，leukemia就是后来让人类闻风丧胆的——白血病
魏尔啸从此被公认为白血病的“发现者”
请注意，魏尔啸将这种病从“血液化脓”改名为“白血病”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实则背后存在着中西医两边巨大的认知鸿沟
魏尔啸像贝内特一样不了解白血病，但他没有像贝内特那样匆忙的就给一种逻辑上自洽的病下结论。对于给疾病改名这个举动，魏尔啸解释为：
“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见，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
他认为一切“未明之理”都不应带有“结论性”的名字，在未100%确定一种疾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之前，不要理所应当的通过推理和逻辑来为这种疾病套上任何形式的“病因”
在魏尔啸，除非贝内特证明了“血液之脓”是来自血液本身，否则就应该用“表征”（白色的脓）来为这种疾病命名，这样才有可能让后人继续探寻疾病背后的真相
魏尔啸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这个当口，整个西方医学也充斥着和今天我们中医一模一样的思维方式
当时的西方医学界虽然已经有了“实证主义”这把“武器”，但在临床上还是习惯于将每一种疾病都归因于某种无形力量的作用。例如瘴气、神经症、败坏的体液、歇斯底里、幽冥神鬼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这令魏尔啸备感困惑，他坚信一切结论的前提都不仅仅包含严谨的论证，更要有“显微镜下的细胞”（魏尔啸的原话），也就是“证据”
魏尔啸借用这种思想，创建了一种人类生物学的“细胞理论”。它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
一、像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样，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
二、细胞只能来自于其他细胞（all cells come from preexisting cells）
而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则，魏尔啸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
“如果细胞只能起源于其他的细胞，那么“细胞生长”就只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或者通过增加（hyperplasia）细胞数量，或者通过增大（hypertrophy）细胞体积”
如果你是学医的，看到这里肯定会惠然一笑
没错，细胞的“增长”（hyperplasia）就是细胞的分裂，这是细胞“正常生长”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你，细胞的“增大”（hypertrophy），就是细胞“病理性生长”的过程
如今我们将这种细胞“病理性生长”已经换了一种说法，那就是——突变
魏尔啸于1902年去世时，新的癌症理论已经借由先进的观察技术得到扎实的“证据支持”
癌症就是一种病理性增生导致的疾病，癌变的细胞获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失控，造成组织块（肿瘤）入侵人体器官、 破坏正常的组织
这些肿瘤也会从一个部位散布到另一个部位，如在骨骼、脑、肺等距离该病灶相对较远的部位出现病症，这种现象被称为“转移”
癌症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以及……
那个让贝内特找不到证据证明“血液化脓”的疾病——白血病
19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学家又重新回到了魏尔啸的工作轨迹——白血病不是贝内特所谓的“血液化脓”，而是血液中的“瘤形成”
贝内特的早期推理虽然具有完美的逻辑闭环，但却因为缺少“证据”而最后被一点点推翻
而魏尔啸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路径最终被证明是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
也正是西方医学的这种方法论和路径，最终在19世纪中叶逐渐赶超中医的发展，最终在近现代完全取代了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成为真正的“现代医学”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为什么逻辑简单，却无法被很多人理解？
中医和西医一样，大家就是相信世间万物的运行都遵循某一种规律，我们人类可以在日常实践中找到这种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来完成对疾病的“驯服”
在中医看来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和岐伯两个人因为是“圣贤”的缘故，所以很轻易的推导出了这种“规律”
而又因为他们是“圣贤”的原因，我们后世在传承这种规律的过程中完全无需“求证”，只要闷头无脑信就可以了
但在西医这边，“求证”这个过程因为“文艺复兴”期间对“宗教”、“圣贤”的祛魅而变的无比重要，它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圣贤”的“口碑”和“名声”
失去证据支持的“圣言”和“神技”会变的一文不值，哪怕其逻辑完美的一塌糊涂、其都不能作为症与病、病与药之间的必然关系
人类后来发现证据根据证据力的不同也分三六九等
黄帝岐伯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因为缺少“数据”、“验证”、“交叉比对”，所以只能作为“专家意见”作为参考
而证据力越强则意味着证据的“说服力”越高
经过长期的、大量的、重复验证的过程，截止到今年今月今时今分今秒这个节点，“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对照试验”（RCT）已经被公认为证据力最高的“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
RCT里最终得出的每一个结论每一个数据，其背后都有无数的可追溯、可量化、可复现的“证据”作为支撑
而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下一秒这个证据就要被推翻，新的证据将凭借“更强的证据力”而被当作新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临床医学的教材几乎都是两三年一换，人类科学每时每刻的进步都在推动人类发现新的“证据”从而推导出新的“真理”
……
黄帝和岐伯两个人聊天可能聊的很HIGH，他们并不操心自己的聊天内容到底靠谱不靠谱，他们也没有义务来证明自己所说为真，他们就认为只要逻辑自洽就够了
但我们人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有人性的，我们天生的对一切未经实证过的结论存疑，谁也不要告诉我什么是“天然正确”的，哪怕其逻辑自洽，除非你拿出证据来
所以……
问：为什么中医逻辑自洽， 但却无法让人信服？
答：因为我们是有人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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