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民国第一中医黑”余云岫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对于为什么主张废止中医，余云岫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
所以余云岫是站在改革民国卫生健康事业，推动民国往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角度来做这一切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单纯的国家改革问题，并不涉及其他意思
站在百年后今天的我们来看，如果你想反对余云岫的提案，正确的做法是去证明中医不但不会阻碍国家卫生事业改革，而且还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
这个路径才算的上理性、客观且具有建设性对吧？
可您猜当时的中医界在看到余云岫的提案后，他们是怎么反应的？简直不要太熟悉
当时上海中医联合会在《申报》上发表通电，里面是这么说的：
“彼（余云岫）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尤，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这段话熟悉吧？那味道有了吧？
我们的中医既不从卫生世界改革的角度谈，也不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合作方面谈，人直接给余云岫扣了个“卖国”的帽子
后面一句话你会觉的更熟悉：
“灭我中医，损我药商，伤我药农，害我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毁于一旦！”
就是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进入中国，是毁灭我中医、甚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阴谋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没错，我们的中医粉直到今天依然在说这样的话
所以在1929年废止中医这个当口，你不管“中医黑”到底是不是领了洛克菲勒西医财团的饷银，但起码人提出的是一个——理性的观点
但我们的中医却并非报以理性的回应，而是直接情绪化的、非理性化的将废止中医案提升到了“爱国主义”的层面。将原本单纯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扭曲成了爱国和卖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经过这种“情绪化”的包装，支持中医就变成了爱国，主张废止中医就变成了卖国，一个单纯的问题立刻变成了复杂的政治对立
历史上这种事情一再的发生
20年后也就是1950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和王斌，在全国第一次卫生大会上提起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要求以后所有的中医必须学习西医学科，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等内容，经考试后方可执业
搁在今天看贺诚和王斌的提议依然是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单纯的过程问题。可你看看当时的中医界又是怎么反驳和诋毁贺诚和王斌的
中医界并不回应为什么反对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反而诋毁西医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学习西医就是崇拜欧美医学、鄙视中华一切传统文化的行为
所以不讲逻辑、不说道理，只输出情绪和价值观，是中医面对一切质疑的惯用手段
1929年余云岫推动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因为中医界情绪化的输出被废止；而1950年贺诚和王斌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同样是因为中医界情绪化的输出也被废止
这就是为什么你跟中医谈科学、谈逻辑、谈技术问题，中医根本不正面接招儿，反而一股脑的对你输出情绪、输出价值观、输出立场、输出爱国主义的原因
因为——这一招实在是太™好用了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一句你我皆知的名言：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遮羞布”（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塞缪尔·约翰逊
约翰逊并非是在诋毁“爱国主义”，他从不反对爱国主义，他反对的是为了回避问题而对爱国主义的“滥用”
首先，当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直接回应问题本身，转而用情绪化、价值观以及爱国主义来回应，本身就是将讨论从事实层面转移到情感层面，这样就完美的回避了问题本身
其次，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是具有道德属性的，用爱国主义来绑定自己，天生就具有了道德制高点，从而可以轻松的压制一切质疑
最后，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爱国”与“卖国”的对立，可以方便的掩盖问题的根源和复杂性，让原本具有假设性的讨论演变成毫无意义的对喷
而中医完美的契合了约翰逊的这三个点，那就是——中医无法也不愿意对复杂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和不知所措，唯有将客观问题转变成价值观和立场之争，这样既可以回避问题本身，又能让自己具有“天然正确”的道德属性
至于过去2000年里一直存在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了被遮羞布盖住的那部分，谁都看不到了
但看不到，并不意味着问题就不存在。中医只能推迟面对问题的时间，但总有一天还得直面问题，中医只不过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这有点像啥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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