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杨仙女过度女权主义闹出的事件，偶然从一个网友那里获知，武汉大学有个叫莫洪宪的女教授更有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主张中国法律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直觉告诉我，这个主张不合常理。

但是，莫洪宪教授毕竟是法学博士、法学教授，而我属于非专业人员，所以很有可能是我的直觉不正确，而莫洪宪教授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找到莫洪宪教授的论文拜读，看看她有何高见。

莫洪宪教授的这篇论文，正标题为《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副标题为“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莫洪宪教授是第一作者，文章还有第二作者，署名刘夏，其简介是河南大学法学讲师。

据了解，刘夏是男性，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与莫洪宪教授有可能有师生关系。十一年过去了，现在的刘夏应该早已经晋升了，不再是一个讲师。总之，这篇文章是两位法学专业人士联手打造的。

可是，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我拜读了这篇论文之后，觉得自己虽然不是法律专业的，但也还是能够提出一些反驳意见，尤其是我发现其论据和逻辑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就提出几点反驳意见，以供参考。

首先，针对论据的反驳

第一，该论文在论证“我国法律历来有宽待女性的传统”时，我认为举出的论据不当之处有以下几个：

1.论文说《周礼·秋官·司刺》里有“三赦”之说，“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然后说女性历来被视为“幼弱”的代表。

我认为引文中的“幼弱”特指儿童，与“老旄”相对，是从年龄上说的，而论文作者生硬地把女性作为“弱”的代表与之联系，是缺乏逻辑的，如果把女性归入“弱”，难道“老旄”“蠢愚”中就不含有女性吗？所以这个逻辑不对，拿这个作论据是不合适的。

2.论文说《唐律疏议》总第249条规定：“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而男性犯此罪，会广泛连坐亲属。

我认为这本质上不能算作是对女性的宽待，而是对亲属的宽待，女性犯反逆之罪，还是要被判死刑的，只是不追究亲属的连带责任了。所以这个论据也不合适。

3.论文举了古代几个朝代关于孕妇死刑的处置方式，皆是产后执行死刑，认为这是对女性犯罪的宽待。

而我认为，这也不能视为对女性犯罪的宽待，这实质上是保护怀孕妇女腹中的孩子，毕竟分娩之后还要处斩。所以这个论据也不合适。

补充一下，中国现在的法律，怀孕妇女是直接不判死刑的，分娩之后也不会再改为死刑。

第二，该论文在论证“国外立法与实践之借鉴”时，我认为举出的论据有以下不当之处：

1.该论文举出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说自然不会对女性判死刑。这个根本没有证明效力，因为男性也不判死刑。

2.该论文举出一些国际公约或其他国家规定，说禁止对孕妇执行死刑是人权基本要求。这个更没有证明效力，因为中国刑法对孕妇根本就不判死刑，所以就更别提执行死刑了。

这一点，我第一次看怀疑自己看错了，反复看确定没看错。我又反复核对我国刑法中相关规定，确认中国刑法确实不判孕妇死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以此为论据。

这篇论文是发在2014年，而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条款自1997年《刑法》修订后就正式实施，不理解作者为何从这方面论证。

此外我还要指出，作者引用国外的论据时，只引用对自己有利的，而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不提还有些对女性犯罪判死刑的国家。

其次，针对逻辑的反驳

针对论文在后面总结提出的女性犯罪不判死刑的理由，逐一列出并反驳如下：

第一，论文说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

这话的逻辑分明是说，是否判死刑是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既然如此，说明就不是以性别区分，那为什么又说女性犯罪不适用死刑？这个逻辑明显不对嘛。

对于这第一个理由，论文给出三个小理由，一是说女性犯罪形式与男性不同，对法益损害程度没有男性强烈；二是女性犯罪人通常没有经过精心预谋与准备；三是女性犯罪会受到月经、怀孕、更年期刺激的影响。

这三点我认为也是逻辑不通，不符合事实。首先，事实上，女性犯罪也有比男性更加恶劣的，也有经过精心预谋的，也有不受月经、怀孕、更年期刺激影响的。其次，作者说“通常没有经过精心预谋”，那么例外的情况呢？第三，如果不是在月经期、孕期、更年期犯的罪呢？

所以论文的第一个理由，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

第二，论文说从刑罚的目的看，对女性犯罪人适用死刑并无必要。

为什么说从刑罚的目的看对女性犯罪人适用死刑并无必要？作者给出以下理由：

1.从特殊预防的角度出发，①女性犯罪人“大多”没有前科，②即使有前科也“多为”轻微的非暴力犯罪，③女性犯罪“大多”事出有因，④女性基于天性犯罪后“大多”认罪伏法愿意悔改。

读者可以注意到双引号中的词语，是作者论文里使用的。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首先到了一个逻辑错误，把普遍性当作绝对性，请问对于例外的情况怎么办？其次，这种普遍性有什么依据？论文里没有任何统计数据。第三，男性犯罪也没有前科的呢？男性犯罪不是事出有因？男性犯罪就不认罪伏法愿意悔改？

所以，这一点论文的逻辑也是错误而且荒谬的，而且没有统计数据，完全是主观臆断，毫无说服力。

作者在这里还引用了一句话，令人震惊：

如果说死刑的目标之一是完全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的话，对杀害最亲密关系人的女性罪犯适用死刑就是没有必要的——她们的被害人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几乎没有再犯的危险。

从其标注来看，这句话引自国外文献。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女性杀害自己的家属没必要判死刑，因为她们只杀亲属，而亲属已经被杀过了，没的杀了。

但是我想问，如何保证这样的女人绝对不会再杀其他人？连亲属都能杀，凭什么断定不会杀其他人？我不理解。

2.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①女性暴力犯罪“多属”激情犯罪，在行为时根本不可能考虑到死刑威慑，②对“多数”被判处死刑的女性罪犯，人们“更多”的是怜悯而非痛恨，③社会道德情感对女性犯罪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不希望女性面临残酷的刑罚与生命的危险。

这里面双引号内的词语也是作者使用的，同样是把普遍性当作绝对性。而且这里依然没有统计数据作支撑，不知道凭什么说人们对女性犯罪持相对宽容态度，凭什么说人们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女性罪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痛恨。我不认可。

判劳荣枝死刑，是支持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女性贩毒、涉黑的，保姆杀害雇主老人的，判死刑谁会宽容、谁会同情？作者有没有换位思考过？

第三，论文说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女性犯罪无疑属于“宽”的一面，在刑事政策处理上应当侧重宽大、宽缓、宽容。

这里首先要指出，宽严相济针对所有犯罪，并不针对性别而言。男性罪犯如果适合从轻发落也会宽大处理。

次之，作者提出女性犯罪无疑属于“宽”的一面之如下理由，用作论据显失允当：

1.女性在当前仍然是哺育子女、照顾赡养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当今社会，这一“主要承担者”的角色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个论据说服力不足，而且随着继续变化将更加失去说服力。

2.作者收集的案例中，女性罪犯因有幼小子女要扶养鲜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已经体现宽大处理，不能用作论证废除女性犯罪死刑必要性的论据。

3.把死刑适用限制在真正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上，从而体现出“严”的一面。如何合理减少死刑的适用数量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犯罪案件是突破口。这种说法自相矛盾。“真正必须判处死刑”的是不分性别的，女性犯罪并不都是“没有那么严重”，且“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犯罪本来就不会判死刑。

作者说出下面这段话，不知道是不是怀着对男性的不公正态度：

废除对女性犯罪人的死刑，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死刑案件数量，还可以将宝贵的司法资源节省下来，集中处理那些最为严重的犯罪，必要时以判处死刑的方式给予这些犯罪分子最为严厉的惩处。

这段话，把“女性”换成“男性”，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废除对男性犯罪人的死刑，照样可以削减死刑案件数量，照样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说实话，看这篇论文的过程中，不平之气会油然而生，并不断膨胀。

比如上面这段文字，作者说不否认女性犯罪极端案例的存在，但是也不能因曀废食，只关注极端个案而忽视普遍现象。言外之意，虽然确实存在女性犯罪极端个案，也应该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这个逻辑实在不可思议，叫人怎么服气？

判处死刑，本来就是针对极端情况的，难道迁就于普遍现象而对极端犯罪也不判死刑？那岂不会导致极端变为普遍？

在我看来，作者在论据与论证逻辑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且整篇论文基本没有统计数据与真实案例支撑，几乎就是自说自话，但却能一本正经得出女性犯罪判死刑没必要的结论，实在令人大跌眼镜。我觉得这篇论文，实在不具备学术价值。

而且，作者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伸张正义的问题，自始至终没有站过受害人视角。我认为，判死刑并不全是为了震慑、预防犯罪，也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且后者是自古以来的朴素理由，从受害人及其家属视角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最后，以下面一段话结尾（虽不知真假，但不影响寓言），也送给两位建议女性犯罪废除死刑的作者：

曾经看到一个帖子，说日本有个律师主张废除死刑，后来他妻子被杀了，凶手没有被判死刑，后来这个律师幡然悔悟，说自己这才体会到受害者家属的痛苦，于是又疯狂呼吁日本要保留死刑。

转自头条号读鬼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