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对待中医民间秘方、偏方？

说一个99%的中医粉都不知道的事实

中国最早开始搞民间秘方“收集”、“改良”工作的，竟然是如假包换的——西医？！

这个历史就得追溯到解放前了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决议”中有这么一句话：

“西医应主动的和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技术好的医生尤应帮助教育技术差的医生进步”

这被视为是中国（解放前）第一次以国家意志对民间秘方、验方提出收集、改造和整理的标志性事件

其实这也奠定了后来几十年中，国家对民间秘方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

先说说“西医来帮助民间秘方、验方”这事儿的背景，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新中国会抛弃中医，建立以西医（现代医学）为国家卫生医疗制度标准的原因

1943年秋到1944年疫病频发，几乎蔓延到陕甘宁全区域，当地主要流行疫病是疟疾、回归热（一种因虱子跳蚤传播的传染病）和伤寒感冒

截止到1943年10月边区卫生部医疗队报告，疫情重灾区灵丘县五区乞回寺村健康人民仅有4.1%，病人中疟疾占67.7%，回归热占7.5%，伤寒占6%，其余的还有天花和鼠疫等

另一个重灾区灵丘南部病人占全人口的40%，其中青壮年占一半。阜平、平山、行唐等县，病人也经常占全人口的1/4，有的村庄一家家的病倒数十户

即使在局势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伤寒、回归热、肺炎等急性发热的传染病也常常夺去成年男子的生命，成人死亡率高达3%

1944年1月至5月，延安县因传染病而死亡2016人，占全县人口的32%；因传染病和接生、育儿知识的缺乏等种种原因，婴幼儿的死亡率更高达60%；据对志丹、安塞、子长部分地区的调查，188个妇女共生婴儿1028个，而夭折645个，死亡率高达67.2%，而甘泉杨庄窠同期出生婴儿数尚不及夭折数

那你说当时没有民间中医施于援手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办法啊

一个传染病、一个孕婴童，自古以来这两个导致中国人预期寿命比黑猩猩高不了几岁的罪魁祸首，中医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民间中医的秘方了

当时边区防疫最好最有效的方式是注射疫苗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1年就曾为防疫注射伤寒、霍乱疫苗200瓶，牛痘苗30打，注射3300余人；1941年5月间派11人的防疫队到甘泉、鄜县、志丹县，在两个多月里为群众种痘325人，打针431人；1943年一年便为驻地7436名儿童接种牛痘

但疫苗数量有限，只能辐射核心区域和重点人群，大部分边区老百姓面对疫情毫无招架之力，很多人只能求神拜佛

这就是为什么开头“决议”里会有一句“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中医无能，疫苗不足，老百姓只能信奉神汉巫婆，这又加剧了疫情

文献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七区东诸侯村有一个巫婆的儿子名叫春子，患了麻疹，因不听医生的话，结果儿子死了。自己当巫婆，给别人治病，而治不了自己的儿子，这事深刻地教育了当地村民。而当卫生运动开展起来，群众树立了卫生观念之后，迷信观念自然被打破，山东滨海区的壮岗区的卫生运动就发挥了这种效果。如壮庄一位徐老婆，她本来是一个顽固的老神婆，他的3个儿子，因患痞病死了两个，最后一个经医救会的医生治好后，徐老婆便坦白地向别人说：‘谁再说谁有神，那是哄人骗人，我这个小孩若再靠神那也就剩不下了。’她把神桌子香炉子自动拆除去掉。 日照纸房区横沟村在1945年春发生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起初尚有贫民因没钱治疗去求神巫，或找人挑割，以致胡乱治死，后来该县政府、驻军卫生队与医救会展开急救，经医生治好41人(经过医生治疗未愈的只有1人)，防疫后在7天内仅发现2人患病，疫病有停止传染趋势，所以全村群众都不信神了。1945年春鲁中区沂南急性脑膜炎流行甚烈，巫婆也大肆活动，致使一家病者连死两口，所以联办卫生科除展开救治外，还配合农村剧团广泛进行反迷信教育”

那你说中医既然无用，那为什么“决议”里还要号召民间中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呢？

因为在无药可医的情况下，任何可以尝试救命的方法都值得一试

例如在晋察冀边区，村民们曾用猪牙草煎汤以作利尿药，酸枣汤代替退烧药

还有得了霍乱的小孩子拉肚子，民间偏方有用醋炒鸡蛋的方法止泻，又或者是喝一些山川柳、苇子根泡的水，吃一些碱面，或者用热砖敷在肚子上

反正只要是听说过可能治病的方法，边区政府都想方设法的让老百姓用上，这起码比信神汉巫婆要强

而世纪情况来看，很多民间偏方也的确产生了效果，救治了很多老百姓，这就给缺少疫苗和抗生素的边区提供了“第二种选择”

于是在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会上，边区代表就号召中医药界破除过去存在的一些保守观念和不良习惯倾向，主动公开自己的“秘方”，供大家讨论研究。会上收集到的民间秘方就有治疗夜盲症、腹痛、心痛、花柳病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

但民间中医良莠不齐，拿来的秘方也是优良参半，很多还带有极强的封建迷行思想

例如有民间中医公开自己的“秘方”，是用猪尿泡当利尿剂，采用的是中医糟粕取想比类之说；还有的“秘方”本来就是神汉巫婆那一套，例如小孩子发烧哭闹不止，治疗方法是在水缸里立一根擀面杖，然后呼叫家里逝者的名字。如果擀面杖不倒，第二天去逝者坟前磕个头，小孩就能退烧

甄别这些荒唐的民间秘方称为当时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正是基于边区疫情严重但缺医少药的情况，急需从民间甄别筛选出一些有效的中医秘方或者验方，1944年10月30日，较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在医药工作要实行统一战线，对于旧医生（中医）一方面要联合，另一方面给以帮助、感化和改造

教员的演说对陕甘宁边区的中西医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会议期间医药卫生组召开了中西兽医座谈会，会中特别着重讨论了中西医合作问题，并将“加强中西医合作和改造中医”定位边区卫生建设的基本方针

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内容

而解放后中国，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在河北保定召开，大会做出了一系列对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的安排，其中一项便是开展群众性的采集验方、秘方的运动

该工作以河北省为工作核心，在两个月时间里收集了250多个秘方和57部专著，最终编纂出版了《中医验方汇选（内科第一集）》，该书就是由河北省卫协会之前几年间收集的2万多件秘方、验方中汇集整理而成的

总结一下

民间秘方作为特殊年代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有其必要性，其价值需要建立在现代医学的改造以及辅助的前提下才能得以体现

单纯的通过营造秘方的“神秘感”来为其有效性佐证的行为，解放后只有一个人干过

那就是……

最终为秘方把关的，还得是科学